以广东为例，即使以2021年的标准，受害者如果是农村户口，死亡赔偿金为40万多元；城镇户口的死亡赔偿金则是100万多元，两者能获得的赔偿比例约为1：2.5，相差极其悬殊。这还是近些年来居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升的结果，如果在十几年前，农村户口能获得的赔偿仅是城镇户口的四分之一。

这就是在司法实务中被诟病多年的“同命不同价”，人生而平等，但赔偿不平等，二十多年来，“人命官司”的处理就一直以这种违背群众朴素价值观的方式运作着。

法学规律之二：凡是人民群众觉得有违常识的规定，法学家们在理论上至少有两种学说流派在针锋相对。

“同命不同价”的背后，当然也是理论界分两个主要学派争议已久的重大疑难问题：如果一个人死亡或残疾，那对他的赔偿属于什么性质？

是物质补偿还是精神赔偿？

是因生命健康的损害，对受害者本人或亲属的安慰？还是对受害者因失去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的补偿？

• 扶养丧失说：对预期劳动收入的物质补偿——

  物质损害——同命不同价

用人话说，就是这受害者如果不伤残/死亡，本来可以继续通过劳动赚上几十年的工资，但现在赚不了了，所以要由加害人赔偿二十年的收入。

这也是最早的立法本意：根据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和收入情况来评价其应得的残疾（死亡）赔偿金。

这也是“同命不同价”的最直接理论依据，因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标准差异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“户籍”有差异，而是因为他们所在地方的收入水平有差异：在城镇工作的人收入比在农村的人要高，自然赔偿金也更高。

既然是劳动能力受损而发生的损失，那自然属于可预期的物质损失。

• 生命价值说：以金钱方式对生命健康权受损的痛苦进行安慰——精神抚慰——同命同价

这是“同命同价”的直接理由，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收入有区别，但人命无高低贵贱之分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那法律面前当然也应该人人平等。

生命虽然无价，但我们既然要作出人人平等的补偿，也只能以法定的量化标准对生命的补偿确定一个数额。

既然是对生命的补偿，那自然属于精神抚慰性质的精神损失。

《人损解释》在2020年的修订中，加了一条“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予以确定。”这个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的第9条，就非常直接地表明：“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（一）致人残疾的，为残疾赔偿金；（二）致人死亡的，为死亡赔偿金；”

人身损害通常也涉及刑事犯罪，如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过失致人重伤、过失致人死亡、交通肇事等罪名。

被害人同样可以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，“同命同价”对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，也有同等意义……

“同命同价”对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，也有同等意义……吗？

这个争议对民法圈影响不大，毕竟不管是物质补偿还是精神抚慰，“两金一费”最终都能被法院判决支持。

但是在刑事案件中，请注意，刑事附带民事只支持“物质损失”，不支持“精神抚慰”。

“两金一费”的赔偿金额是人身损害赔偿中最主要的赔偿项目，如果不支持，意味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几乎拿不到什么赔偿款，可能就是医疗费+几万块钱丧葬费。

所以为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非要这么固执地不支持“两金一费”，不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呢？

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《“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是否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问题”对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039号建议的答复》也说得很清楚：“两金一费”的数额太高，涉人身犯罪的被告人通常没有赔偿能力，调解过程被害方期待值高难达成一致，就算判了高额赔偿到时候也执行不了，变成“司法白条”会影响司法权威，也会导致被害方上访、闹访，所以干脆不支持算了。

这个答复是2011年5月作出的，至今十多年，始终没有哪个法学家解释清楚为什么“没有钱赔”和“不该赔”之间能划上等号，想必法学理论这东西既要讲逻辑也要讲良心吧。

你看，“两金一费”以前是“同命不同价”，现在不管同不同价，反正刑附民都不支持，你说我们做刑事的怎么乐得起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