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们实务的刑事案件中，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两方协商赔偿的情况并不罕见，大概的交谈模式往往也很套路：甲（被害方）：既然你有诚意，那你就说说能怎么赔偿吧。

乙（嫌疑人方）：你想要多少钱？

甲：你愿意给多少？

乙：你大概需要多少？

甲：我跟你说，钱多钱少我无所谓的，关键是要看到你们的诚意和态度。

乙：明白明白。所以你可以说说多少钱才能满意吗？

甲：我也不知道。你先说能给多少，我再考虑吧。

乙：你这样的话，我们也很为难啊。

……

（然后就是无休止的扯皮）

 

几乎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协商赔偿都会经历这样的谈判过程，原因也不是双方没想好“心理价位”，而是害怕自己的心理价位与对方差距过大，主动暴露容易“吃亏”：被害方会因报价过低而获得赔偿太少，嫌疑人一方则会因报价过高而额外付出赔偿。

因此，在刑事案件中协商赔偿时的报价，当然也是有技术含量的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既可能代理被害方的权益，也可能代理嫌疑人一方的权益，而无论为哪方提供服务，刑事犯罪行为对被害方造成（各种意义上）的创伤，都不能简单以金钱来衡量。

金钱只能是物质上的补偿，但无法抚平创伤。

 

 

双方的协商目的

世界上也许会有无缘无故的犯罪，但一定不会有无缘无故的主动赔偿。

犯罪者向被害方作出赔偿，本来就是其法定义务，协商只是跳过法律程序，加快赔偿的过程。

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愿意坐下来协商赔偿，双方的目的通常都比较明确：

• 作为被害方，希望能够尽快、更多地获得物质上的补偿。
• 作为嫌疑人一方，希望通过主动、积极的赔偿行为，取得被害方的谅解，以进一步在刑事惩罚上获得量刑利益。

 

 

价格基础：法律上能支持的数额

在报价之前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被害方的具体损失情况，以确定在法律上，被害方能获得多少赔偿。

常见的刑事案件造成被害方的损失不外乎三种：

 

• 财产损失：

如盗窃、诈骗等案件，被害方财产的直接损失数额即为法律支持的数额。

此类案件的协商赔偿过程往往也很顺利，只要照价赔偿，或者稍微加点溢价，双方很容易就能达成一致。

• 人身损失：

如伤害、杀人、交通肇事等案件，法律能支持的项目与数额也比较明确。

通常包括医疗费用、误工费用、食宿费用、交通费用、护理费用、死亡赔偿金（残疾赔偿金）、丧葬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等。

• 精神痛苦：

除了导致重伤、死亡的案件会让被害方承受精神痛苦外，其他一些没有造成明显人身损害的犯罪，如非法拘禁，性侵，黑恶势力犯罪等，也可能造成被害方的精神痛苦。

这一项在法律上很难得到支持，也是双方在协商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内容。

 

谁先报价？

在协商过程中，最容易引起扯皮的就是“谁先报价”。

事实上，如果报价合理，双方完全可以在进一步协商过程中再慢慢达成一致，而最终的结论也不会与双方的预期相差太远。

但现实的情况是，双方都认为先报价的人天然处于不利，而扯皮的结果是，先报价的一方为了避免自己在协商中的不利地位，往往会采取极端方式报价：被害方会尽可能地报个天价，而嫌疑人一方则尽可能地报个低价。

而这会引发新一轮的扯皮：漫天要价，落地还钱。

因此，最好不要在“谁先报价”的问题上扯皮，尽早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基础上，综合考虑实际经济能力、对和解的急切程度、可能存在的间接损失等方面，提出一个自己心理预期范围内的数额。

一方面避免消耗双方原本就不多的耐心，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极端报价而让对方感受到“没诚意”，产生不信任。这些都会使进一步协商变得更加困难。

 

影响协商的因素

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是机械的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因具体情况不同，双方对于赔偿数额的预期与底线也会变化，并进而影响最终的协商结果超过或低于法律规定。常见的影响因素包括：

• 精神上的痛苦

如上文所述，每个人、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不同，甚至社会舆论也有差别，案件当事人在事中、事后承受的精神痛苦自然也有差别。这只能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。

• 谈判的时机

如刑事案件的侦查初期，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、批准逮捕前，急着达成和解而申请不予批捕，就更容易在法定赔偿数额外付出一定的溢价。

• 经济能力

如果付钱的人是马云，那被害方提赔偿要求时完全不必想这么多。

但现实中，多数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一方经济能力都有限，如果被害方的心理价位明显超出其经济能力，双方就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了。

• 亲情程度

由于刑事案件的嫌疑人多数都被限制人身自由，因此赔偿通常都是由他们的亲属来协商与履行，而亲属关系的不同也有影响。

在我们经历的刑事赔偿协商案例中，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：

• 嫌疑人一方——父母往往愿意为涉嫌犯罪的子女付出更多的溢价，不会过多地与被害方在赔偿数额上纠缠；而子女在为涉嫌犯罪的父母协商赔偿时，却更容易纠缠数额问题。
• 被害人一方——父母往往因为失去子女而拒绝协商赔偿；失去父母的子女却很少有因为痛失亲人而拒绝协商的情况。

除了这些，其他在协商一致过程中有影响的情况，还包括支付方式（一次性赔偿还是分期付款），其他间接损失（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意亏损）、其他补偿来源（如被害方还可以通过保险获得赔偿），等等。

 

 

别说多余的话

最后要注意的是，协商是为了能在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，而不是对案件本身争论对错。

但在协商过程中，当事人（尤其是被害方）更容易受情绪影响而把话题导向事件中谁是谁非的争论，这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。

在我们代理的一宗刑事案件中，双方在对赔偿数额讨价还价时，嫌疑人母亲脱口而出“你都害我儿子坐牢了，怎么还能要我赔这么多？”

之后的几个小时，双方就一直在争论到底谁害了谁，当天的协商不欢而散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代理一宗交通肇事案的被告人，被害方是重男轻女观念比较严重的江西人，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正是他唯一的儿子。我们在协商前再三提醒当事人不要刺激对方。

协商时，对方开价一百万元，被告人这边经济能力也能负担，双方很快就达成一致。结果到签调解协议时，被告人的妻子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给就给吧，反正你们没儿子了。”

被害方当场就把协议撕了，再也没同意协商赔偿。

– end 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