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刑事律师嘛，总会被问到奇奇怪怪的问题：比如，自己雇佣杀手杀自己，自己会被怎么判？等等。

每当此时，小编只好摸了摸自己光秃的脑袋，翻起手边的工具书，一个个对照过去尝试解答……这不，今日份的问题又来了。不过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——如果嫌疑人杀人之后，一口咬定自己是正当防卫，法院会怎么判决？

这倒让小编想起了曾经的一个真实案例。

 

壹. 特殊的案件和嫌疑人

 

侦查阶段，辩护律师第一次见到某乙的时候，就觉得他和以前见过的当事人都不一样：他很坦诚，无论对侦查人员还是对律师，都毫无保留。

不过其实案情也很简单。

甲和乙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，因为工作琐事，双方有仇怨。

某天晚上七点多，因为此前的矛盾，甲跑去乙家里。具体矛盾冲突的过程不明，最终结果就是乙拿刀把甲杀了，然后清理现场，碎尸、抛尸。

隔了约半年后，碎尸被发现了，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抓获了乙。乙到案后非常配合侦查，承认自己杀了人，还带着警方指认了抛弃刀具、尸体的现场。

但特殊的是，乙一直辩解称：当时是甲拿刀要杀我，我才正当防卫杀了他。事后只是不信任司法机关和我国的正当防卫规则，害怕被追究刑事责任才清理现场、碎尸。

 

看样子，乙是真的对自己属于正当防卫这件事深信不疑。

在后续的会见中，律师从乙的口中得知侦查人员动用了一些讯问技巧，最后甚至还用了测谎，但乙一直不为所动，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就是正当防卫。

在后续的诉讼程序里，律师阅卷后，也觉得这个问题在证据上是一片空白。

能够确定的主要证据和事实就是：

• 甲和乙此前有矛盾、积怨；
• 视频证实当晚是甲主动上门，空着手，但无法确定身上有没有藏着刀；
• 乙当晚拿刀杀了甲；
• 刀是乙家里的菜刀；
• 现场只留下少量血迹，只能证实杀人、碎尸，但无法确定具体过程；
• 其他没了。

乙一直辩解说甲从身上掏出刀来杀自己，自己才反抗并防卫成功。但是在证据上，既无法证实甲有动手，也无法证据甲没动手。

在庭审中，这案件争议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：证据上存在空白，但杀人者坚称是正当防卫的情况下，如何判断？

 

 

贰、控与辩：各执一词

 

检察院从侦查初期就介入了，指导公安机关做了很多侦查工作。

1. 甲有没有带刀？

公安机关做了侦查实验——让一个与甲体型相近的人穿上甲的衣服，以试图证明在当时夏天衣着单薄的环境下，甲的身上不可能藏下一把乙所说的“西瓜刀”。这也是乙一直以来的辩解中唯一算得上“破绽”的地方，因为他所坚称的“甲一进门就从身上掏出半米长的西瓜刀砍我”的说法，确实不够有说服力。

但是辩方抗辩的理由是，乙如果说谎，完全可以把故事“编造”得更加完美，比如缩短对“西瓜刀”长度的描述，使之更易于藏在身上。但乙却一直说甲藏在身上的西瓜刀长约半米，这反而加强了乙辩解的真实性。而控方所做的侦查实验中，实验人员都是以正常的姿势走路，没有刻意去隐藏身上的刀，当然在视频中容易被发现。这并不能说明夏天的衣着单薄就藏不下西瓜刀。

控方又说，乙说的这把西瓜刀一直没找到，虽然他带着侦查人员去指认了抛刀的地点，就离他抛尸的地点不远，但是侦查人员前后打捞了好几次，也没找到任何刀具。结合侦查实验，这也进一步说明了“西瓜刀”不存在。

但这个理由也不是那么充分，因为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也承认，没打捞到刀具是因为客观困难，他自己无法完全肯定那段河道里就肯定没有西瓜刀。

 

2. 甲会不会冲动？

控方还找了很多证人，想要证实甲平时性情温和，并不是一个易怒易冲动的人；但关于这点，辩方律师也找到了相应的证据来否定——甲和乙的矛盾根源，就是甲曾经当众给了乙一巴掌。

法庭上，控方也找不到什么充分的理由来反驳辩方所说的“平时性情温和的人，情绪上头也会干出冲动的事情”，因为“既然甲已经冲动过一次，那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冲动第二次？”

 

3. 甲有没有动手杀人的可能？

控方甚至找来了甲在事发前一段时间的体检报告，想通过证明甲的身体较弱来说明甲不有拿刀砍乙的能力。但这也没太大说服力，因为乙的体型看起来，比甲更加瘦弱。

辩方当庭要求对乙也作一次体检，被法庭拒绝了，毕竟大家都知道看守所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谁在那种环境下呆上一年，体检报告的数据都好不到哪里去。

 

案情很简单，但是庭开了三天，控辩双方都各提请了一堆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，但双方僵持到最后，也都没有提出足以推翻对方的压倒性理由。

休庭之后，这个难题到了法官手上。作为刑事案件的裁判者，法官必须给这个案件是否正当防卫作出判断，并给出充分的理由。

 

叁、真●专家论证会

 

按以前的做法，法院遇到难题就是向上级请示嘛。但这个案件不是，一审法院邀请了省内知名高校的知名刑法教授，开了个专家论证会，控方、辩方以及被害方都列席。

不是专家闭着眼睛签名的那种论证会，是真●专家论证会。

一开始大家也讨论得非常激烈，支持控方的，从证据中挑了诸多疑点，认为有多少证据说多少事，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甲杀人，只能证明乙杀人，那就应该追究乙故意杀人的责任；支持辩方的，也从证据中挑了诸多疑点，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，依照疑点利益归被告人的原则，就应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。

最后，某法学院的院长提出一个新的观点：如果乙是正当防卫，那么在案发现场当时的客观环境、痕迹、尸体上，总能留下一些对乙有利的证据或线索。但乙在事后直接把整个现场的所有证据都破坏了，是他自己把对自己可能有利的证据销毁了，那就只能自行承担不利后果，不能认定本案中存在正当防卫。

 

这一观点得到了在场人员的多数支持，再之后，法院经过多次讨论，也以这一观点，认定乙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。

当然，最终的量刑还是疑罪从轻了，只判了无期徒刑。

最后的法律推断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否一致，那只有上帝才知道。但是，在这个案件里，我们有没有闻到一股浓烈的陪审团定罪、法官量刑的味道？